1950年，专门举行宴会，招待部分党外人士，荣毅仁也在其中。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他只有三十多岁，可他却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解放前，荣家的产业遍布中国各地，这中间还包括24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厂。荣家当时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荣毅仁虽然是中国巨富，但是当他要初见的时候，心情却十分紧张，他把这次初见看得很沉重。他没想到，把他看得也很重。

  到了晚上，大家如约来到了宴会厅，周恩来把众人一一向进行介绍，荣毅仁此时也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见到了荣毅仁，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说：

  “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周恩来在旁边也风趣地说：“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

  面对此情此景，平时总是挺直高高的腰板，高昂着头的荣毅仁，深深地弯下腰说：“哪里，哪里。”

  这个时候，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奇怪。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爱开玩笑的，尤其是在他与人初次见面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会客之道更是表露得一览无余。

  有时候，会在客人面前开心地开一句玩笑，有些时候又会对别人的名字进行“引申”，甚至还会给别人再起一个名字。这是的一种会客艺术，能够迅速拉近他和对方的距离，这是非凡才华的自然流露。

  但是，见到了荣毅仁，却一改以前的习惯，对毕恭毕敬的荣毅仁也“相敬如宾”了起来。没有说多少话，而且十分拘谨，有时候感觉他话里有话，但是，想说却又止住了，这种场面是不多见的。

  有人猜测，这是因为把荣毅仁当作“对手”了，他才会如此小心谨慎。其实，大家猜错了，并没有把荣毅仁当作对手，他只是不明白，在人民进行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之时，中国的富豪大多带着巨额财富逃往海外，为何荣毅仁这位中国资本家的首富却留了下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光不解，全世界都不解，而只有荣家人自己最了解。

  本篇文章，我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荣毅仁和、等人的那些往事，共同回顾一下伟人的风采，缅怀伟人，牢记历史。

  荣氏家族是中国工商界的名门望族，荣家的祖籍是江苏无锡，而荣家开拓实业的先驱者则是荣德生和荣宗敬先生。

  荣德生是荣毅仁的父亲；他九岁时进入私塾读书，十五岁时，经他的哥哥荣宗敬推荐到上海成通顺钱庄学艺。

  1986年2月，学有所成的荣德生和荣宗敬在上海开设了广生钱庄。这家钱庄由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管账，荣家的生意正是以此为开端。

  荣氏兄弟的生意非常红火，蒸蒸日上，在随后发生的股票风潮中，上海的钱庄倒闭了一多半，但是荣家的钱庄却未受影响，钱庄的业务还大大拓展了。为何荣家的钱庄能够屹立不倒呢？

  众人发现，那是因为荣家人处处谨言慎行，作风稳健，从不搞投机；这种稳健的经营之道慢慢保留了下来，成为了荣家的事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后来，荣家又涉足了面粉业和纺织业，荣家的事业开始步入了“快车道”。

  1902年，荣氏兄弟投资的第一家实业——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开工了，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工厂的机器设备十分简陋，只有四个石磨；荣家就靠着这四个石磨起家，克服了各种困难，尝尽艰辛，终于办起了12个面粉厂，10个纺织厂和开源机器厂等大产业，为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支撑起了民族工商业的一片天地。

  不料，抗日战争突然爆发了。日军侵占上海，肆意烧杀抢掠，荣氏的企业也被日军抢占。荣宗敬被气得旧病复发，在香港不幸逝世，从此，荣德生就肩负起了维护荣家产业的重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荣德生大义凛然，他公开表示，决不会把产业卖给外国人，这份气节赢得了国人的尊重。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终于被赶出了家门。但是，荣氏企业面临的形势反而更坏了。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一直采取欺压和掠夺的政策，而所有被掠夺的财物全都进入了“四大家族”的腰包。

  当时，有一句歌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首歌谣里的中央就是指的“中央军”和“中央政府”。

  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对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家毫不手软。北伐时期，蒋介石刚上台不久，就对荣宗敬进行无端通缉，敲诈勒索。

  1934年，荣氏企业在最困难的时候，曾把产业以500万元的低价抵押给的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但是宋子文却只付了280万元就停止付款，使荣氏企业一度濒临绝境。

  1946年，发生了一件让荣氏家族没办法忍受的绑架事件。当时，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已经71岁高龄，却被困在匪巢中34天，这个绑架事件在美国人眼里，等于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被绑架。

  绑匪要求赎金100万美元，后来以50万美元成交，数额巨大；而参与绑架的竟然是的军统特务，他们和绑匪串通，演出了一出“兵匪一家”的好戏。

  而案件破获后，蒋介石竟然下令从赎金中分出5万美元奖赏有功人员，让人十分怀疑这起绑架案背后的隐情。

  的所作所为让荣家父子伤透了心，他们对于最后的一丝幻想也破灭了。绑架案发生后，荣家上下坐卧不宁，荣毅仁为了避风头，跑到美国去读书，但是依然提心吊胆。

  1949年，中国即将解放，上海的资本家大多逃往海外，他们对不了解，面对四处散布的谣言，他们对未来也不确定。荣德生对荣毅仁说：“不管发生啥事，他决不走。”他只想终老故土。

  看见父亲不走，荣毅仁也犹豫了，他左右为难，他的夫人在香港租好了房子，准备在“形势紧迫”时去香港定居。

  可是，荣氏父子最后却没有走，荣毅仁认为，总不至于比更坏。就在他彷徨犹豫间，上海解放了。

  进入上海之后，对上海人民秋毫不犯，这给荣毅仁留下很深的印象，荣毅仁后来回忆说：

  “毫不扰民，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对照军队，是完全不一样。”

  国共两支军队的对比，让荣毅仁感慨良多，而新旧两个社会的对比，更让荣毅仁耳目一新；为帮助荣毅仁尽快恢复生产，人民政府帮助荣毅仁做了许多事情，陈毅、陈云等人也时常关心他们，这样，工商界的心情逐渐稳定了下来，生产也恢复和发展了。

  也十分重视工商界的意见，能够认真考虑，实事求是，为了更好地联系工商界，还推动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协助政府贯彻法令，进行自我教育。

  政治的昌明，社会的兴盛，让荣毅仁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庆幸自己和父亲当初的选择。他由开始由消极的滞留者变成了积极的建设者；在他的带动下，中国民族资本家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康庄大道。在新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中，荣毅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切，都看在的眼里。在一次和荣毅仁的聚会中，对他亲切地说：

  建国初期，迎来了一段生动活泼，人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领导人的讲话幽默风趣，使人容易接受。

  1955年10月，在全国工商联召开的执委会议上，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诚恳地对参会的“资本家”们说：

  “大家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又讲到京剧《打渔杀家》中肖桂英的故事，他号召工商界人士要把眼光放长远，为人民效力……

  荣毅仁在这次座谈会上深受启发，他回到上海后，表示要全力支持国家建设，做一个真正的同志。而他对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还不深刻，他曾说：

  1956年初，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性变革，改造后，过去耀武扬威的资本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成普通的劳动者。

  1956年的一个晚上，会见了上海工商界的民族资本家，这其中就有荣毅仁。为了不让这些资本家紧张，态度随便而亲切，在会上，这些资本家都都表示要转为国营。

  在会议上，荣毅仁经常提一下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很有明确的目的性，引起的重视。还风趣地对荣毅仁说

  “只要把辣椒涂在猫的上，当它感到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的策略成功了，荣毅仁又一次显露出了他审时度势的睿智，他十分爽快地交出了他的企业，他还说自己的举动事实上已经举起了两只手。

  1966年，公私合营企业完全转变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资本家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

  解放以后，荣毅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住在上海，在北京的，却始终没有忘记上海这个中国金融的晴雨表。

  1957年1月，上海市召开了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发表了讲话，陈毅说自己这次到上海来，是来完成毛主席的一项特殊任务，请大家选荣毅仁为上海市副市长。

  陈毅向大家转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荣家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他既爱国又有本事，堪当重任。

  陈毅又说，荣毅仁已经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今天我要以老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陈毅说完，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最后，荣毅仁成功当选上海市副市长。这个事情给荣毅仁很深的印象，领导的人对朋友坦诚相待，肝胆相照的风范也牢牢印在荣家人的心上。

  荣毅仁与的交往逐渐深入，但是，荣毅仁并没改变自己仗义执言的性格。

  1956年，荣毅仁曾经向中央提出公私合营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感到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后来，发表了《关于正确地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报告，及时讲清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1959年，荣毅仁奉命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后来，荣毅仁因自己“资本家”的身份受到了牵连，生活一度处于逆境。

  1966年11月12日，首都各界人士参加孙中山诞辰100周年，荣毅仁在纪念会上见到了，悄悄地给他带来了周总理的嘱咐：“要经受住考验。”

  虽然周恩来的话只有几个字，但是荣毅仁却感到了党的关怀。他整个人的精神都为之一振，这种情绪一直环绕着荣毅仁。

  1979年，重新主持工作，他找到了荣毅仁等几位原来的工商业者，探讨对外开放的一些问题，要荣毅仁在引进外资方面出谋划策。对荣毅仁说：

  “你来牵头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这次谈话后，荣毅仁开始了深深的思考，在苦思冥想之后，他建议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这个想法立刻获得了等人的全力支持。很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了。

  荣毅仁创办的“中信公司”既继承了过去的传统，又肩负起了引进外资的重任。荣毅仁肩头上的分量是十分沉重的，可谓任重道远。

  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中信公司在香港、日本、美国等地都建立了分支机构，业务发展迅速，在海内外形成了良好的声誉。2001年，中信集团成立，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信集团位列137位。

  1986年底，美国著名的经济刊物《幸福》公布了该刊物评选的世界五十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荣毅仁榜上有名，这是此前没有过的。

  当荣毅仁知道了这个喜讯之后，他却显得十分平静，他说自己能入选当然高兴，但是，这主要是1979年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还有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努力的结果，自己也只不过在中间起了个推动、组织的作用，成绩还是集体创造的。

  荣毅仁如此的谦虚，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体现了他博大的胸襟。荣毅仁的成功，正是靠着他独特的经营之道和为人哲学。

  说起荣毅仁的经营之道，必须从他的父辈说起，正是因为他父辈们的培养和熏陶，才形成了荣毅仁独特的经营风格。

  在创业的初期，荣氏兄弟除了艰苦奋斗之外，其成功的诀窍在于开创了中国工商业信息收集的先河。

  为了提升产品的销路，荣氏兄弟每次从无锡到上海，总是四处搜集有关面粉生产的各种杂志，尤其是荣德生，购买这些杂志从来都是不惜重金，只要有用，都会买下，回来后仔细研读，从中找出经营企业的新路。

  荣德生的作风也延续到了荣毅仁的身上，在荣毅仁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就是一个大型的电视屏幕，每天荣毅仁到了办公室，他就会打开这个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了解全公司的运营情况和国内外市场的行情。

  短短几分钟之内，荣毅仁就会把这些一手消息了然于胸；然后他会批阅文件，处理事务，有着极高的工作效率。

  据说，把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在自己背后的，北京只有荣毅仁一人。稳健务实是荣氏家族的法宝，这也只是荣氏产业长盛不衰的一部分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荣家的创新精神。

  经过数十年的风雨，中信公司迅速崛起，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它在海内外业务逐步扩大，声誉卓著，荣毅仁在谈到中信公司经营之道时，曾经一言以蔽之：创新。

  中信公司最初搞租赁业务时，也被舆论称为变相进口，但是中信公司顶住了压力，很快就在北京打响了头一炮。

  1981年，中信的租赁公司为北京的两家出租车公司，从日本租赁了汽车各二百辆。不久，租赁来的汽车获利颇丰。从此以后，租赁业务也成为了中信公司的一面旗帜，而且大有全面开花的态势。

  发展公司集团也是中信公司提出了的新构想，1987年2月20日，国务院经过讨论，同意成立中信企业集团，授予中信公司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重点项目的审批权。

  中信公司从此如虎添翼，业务发展一日千里；中信公司这种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受到国内的普遍好评，在中信公司建立五周年之际，同志写下了八个大字，赞誉中信公司的成就：

  1989年10月，北京接待了一批来自西方的贵宾，他们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要人，参加北京一家公司主办的“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

  客人们与等领导人会见，场面十分隆重，这个事情在全球产生了强烈反响，那个组织这个研讨会的公司就是驰名中外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那位在海内外都极有面子的人士就是大名鼎鼎的荣毅仁先生。这一切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信誉，良好的信誉。

  为了树立企业的信誉，荣毅仁要求下属对客户的要求要积极，处理要稳妥，服务要主动他还要求下属对客户要做到“有信必复，有问必答”，荣毅仁认为，这是做生意的基本信条。

  中国人凡事都爱照顾对方面子，许多事情办不到也不好意思回绝对方，荣毅仁未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大家要讲真话，能做到就做，做不到要直说，对方只要听上去有道理，也会理解的。

  中信公司的员工按此办理，效率大幅度提高，信誉不但没下降，反而提升了。荣毅仁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是从容不迫，处乱不惊的，他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计其数，荣毅仁对于每一个问题都能回答，每一次的答记者问都能轰动一时。

  荣毅仁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一丝不苟的，工作中，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以工作为乐趣，工作占去了他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以至于他就没什么特殊的爱好。

  看电视可能是他唯一的爱好，而他也只爱看体育节目，对女子足球尤其喜爱，能一下说出一堆相关的知识。但是，看归看，荣毅仁是从不下场踢球的，有人问他，为啥不参加什么体育运动，身体却这么好？荣毅仁想了想说：“因为乐观。”

  这倒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荣毅仁从来都是非常乐观的，人们从来没见过他焦头烂额的样子，见到的只是他健步如飞，潇洒自如。

  改革开放局面打开之后，祖国统一的大业也被放到了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荣毅仁十分关心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他频频呼吁海峡两岸的工商界同仁坐到一起，互相增进了解，开展贸易，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1991年，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荣毅仁出任名誉会长。荣毅仁曾多次表示，他一生的夙愿就是看到祖国统一。

  1993年3月，荣毅仁辞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此时他已经77岁了。他为了国家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为中国国内外的事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8年，荣毅仁退休后，仍然关心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他们是振兴工业的强有力的人物，他们代表了重要的趋势，今后若干年内他们将在广泛的范围内起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