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是陇东特委、陇东专署和陇东驻军三八五旅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也是《救亡报》的所在地。当时，《救亡报》是陇东特委机关报。它是一张小型油印报，四开二版，每五日出版一次，用的是质量很差的土纸。报社地址就在陇东特委旁边的一个小院里。编稿、刻蜡版、油印都在一间大房的套间里进行，在那简陋而又充满紧张气氛的小屋里，我开始了自己的编辑、记者生涯。

  记得走进《救亡报》的编辑室，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社长兼主编蓝钰同志，他细高个，南方口音，工作严谨，非常健谈。他习惯说“我们是摇笔杆的”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是做文字工作的，不能不注意文风，搞宣传工作别忘记文章通俗化。

  那时，《救亡报》的工作人员很少，除蓝钰同志外，有编辑孙惠畴（孙伏园的儿子）和韦溪、陈冰溶等，还有一位专门刻蜡版的同志，总共不过五六个人。韦溪、陈冰溶是和我同时从选举工作团分配到《救亡报》的，但他们没有待多久就调走了。工作虽有编辑、记者、刻蜡版的分工，但实际上编辑也做采访工作，记者也要编稿，并不能完全分开，所以，我除做编辑、记者工作外，还刻过蜡版，搞过油印，几乎什么都干。

  我们的待遇是供给制，一个月只有几块钱的津贴，生活是艰苦的。可我们从延安来到陇东的人还是感到满意，因为生活上比在延安时提高了一步。我们在延安吃的是小米，在陇东一个星期还可以吃一两次馒头，菜也不像在延安时每顿几乎都是煮洋芋或白菜，在庆阳还可吃到当地出产的苜蓿、黄花菜等。我在延安时睡觉没有铺盖，盖的是没有布面的羊皮大衣，这时也有简单的粗布铺盖了。

  1942年7月，《救亡报》改为《陇东报》，并由五日刊改为周刊，故而曾一度习惯地被称为“陇东周报”。《陇东报》仍为油印的四开二版，它曾经先后作为陇东特委、陇东地委的机关报。延安整风学习后期，蓝钰同志调走后，又调来了王作易同志担任社长兼主编，景昌之同志担任副社长兼副主编。景昌之同志对我帮助很大。他在北平辅仁大学读过书，是从延安《边区群众报》调来支援《陇东报》的，人是大高个，不修边幅，穿戴上不讲究，为人诚恳，非常和气，生活上很关心人，但在工作上要求严格，特别是对报纸的通俗化很有经验，非常讲究文字口语化。为了文字通顺、口语化，使农村干部和群众能看懂报纸，并喜爱看，景昌之同志在运用群众语言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不但我们编写的稿子他要仔细修改，连主编王作易同志编写的稿子他也要改。《陇东报》许多见报的稿件，几乎都经过他一手修改润色。但这样也带来一个毛病，就是不少稿件的文字，形成了一个调调。

  那时的《陇东报》，很强调报纸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在宣传报道上密切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根据陇东的地区特点和工作特点，《陇东报》主要是进行抗日民主教育，当时反映的主要内容有陇东地区的整风学习、减租减息、民主选举、农业生产、征送公粮、冬学识字，以及机关、部队生产自给等。同时，还注意按季节宣传介绍农业生产知识，如陇东习惯种棉花，我们就宣传种棉花的知识。当年，我编写的一首关于种棉花的快板诗，大概是“春暖花开草发芽，谷雨前后种棉花，棉花种在向阳地，疙瘩开的白唰唰。”《陇东报》就是采用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民谣形式，来宣传农业生产知识的。

  那时的《陇东报》，从新闻形式来看，以地方新闻为主，主要是消息，也有通讯、特写等，言论有社论、短评、讲话等。为了宣传党的政策，报纸上还设置了《政策讲话》栏目。

  在《陇东报》的时候，我既做编辑工作，也出去采访。当年《陇东报》宣传部队生产自给，我就去采访过三八五旅的副旅长。我还跟着庆阳县的县长下乡帮助群众收麦，采访过夏收生产。

  1943年6月，当时陇东的专员马锡五同志审理刘巧儿（即封芝琴）婚姻案，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陇东报》及时把马锡五审判案件作为典型进行了报道宣传，马专员被群众称赞为“马青天”。那时我们大家常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下乡采访，经常背着行李卷，凭两条腿走路，精神百倍。当时，平凉和西峰镇这两个地方，都是反动派对陇东分区进行反动宣传、封锁和闹摩擦的据点。自皖南事变后，西峰镇的反动派更加猖狂，不断对边区进行偷袭。因此，我们到边缘地区采访，也要充分提高警惕。

  《陇东报》诞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它是闪烁在陇东地区的灿烂星火，是激励陇东人民前进的战斗号角。它又是早年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新闻队伍成长的摇篮之一。那时，延安《解放日报》、新华社派驻陇东分区的记者缪海棱、张铁夫、李千峰等同志，都和《陇东报》的同志住在一起，他们采写的稿件，也往往先给《陇东报》刊用。为了适应小报的篇幅和通俗化，他们的稿件往往被《陇东报》的编辑改得面目全非，也从无怨言。这些来自延安《解放日报》、新华社的特派记者或记者，对《陇东报》很有影响，他们把党中央的意图带给了《陇东报》，我们还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报道提示，使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个时期的宣传要求。同时，我们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提供一些报道线索，彼此合作得很好，私人之间感情也很融洽，特别是李千峰同志，我和他接触很多，曾向他学习怎样采访，他对我帮助很大。

  当年在《陇东报》工作过的几个年轻同志，如韦溪、陈冰溶、姚文、刘金绶和我，都是在这张小报的摇篮里开始编采生涯的。姚文同志是当时《陇东报》唯一的一位女编辑、女记者。刘金绶性格开朗，学习热心，吃苦耐劳，我有时带他出去采访，有时也帮他改写稿件。

  在《陇东报》五年多的编采生涯，使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得到了初步锻炼，开始养成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经常看报、读社论的习惯。那些年，由于在采访、处理稿件中，接触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产等各方面的问题，使我深深懂得了做一个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知识面必须广，尤其是要重视政策和理论学习。因此，我在后来长期从事的新闻、刊物、出版工作岗位上，不管工作多么忙，都不敢放松自己的学习。

  1943年，我调到陇东报社工作。这时，报社设在庆阳城内陇东地委旁边的小巷里。后来，报社在庆阳城内三年搬了三次家，最后搬到西道坡，是庆阳西门的制高点。当时，报社的社长兼主编是王作易同志，副社长兼副主编是景昌之同志。《陇东报》开始是油印，1945年后改成石印，四开二版，发行量约千份左右。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乡村干部、识字群众，兼顾县、区干部。

  《陇东报》的一版，主要是报道本地区重要新闻，兼顾国内外重大事件；二版是报道本地区一般新闻和时事新闻。这张报纸除宣传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宣传和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报道一般生产活动，介绍劳动英雄事迹，并宣传组织群众实行劳武结合，保卫边区，支援前线。

  那时，陇东报社的工作人员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每到一处，就在当地组织一个读报组，把《陇东报》读给群众听，看哪些话群众听得懂，哪些语言群众听不懂；念上一段报纸，就请群众提意见。这样对促进报纸通俗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军队和当地反动武装向陇东解放区不断进攻。那时，陇东分区各县都成立有游击队，干部和18岁以上的群众差不多都是游击队员和民兵，配合我军主力部队打击“还乡团”和保甲长活动。《陇东报》对我军和各县游击队打击敌人的斗争，作了及时报道和有力配合。这年秋天，陇东驻军三八五旅旅长黄罗斌同志，派参谋左权带领一个连队，乔装改扮成敌人，智取了镇原县太平镇，歼灭了敌人一个营，战斗经过非常生动。我曾对这次战斗进行采访，写了一条消息和一篇通讯，在《陇东报》及时进行了报道。

  解放战争时，《陇东报》更需要及时了解和报道全国各个解放战场的消息，急需一台收报机。1946年9月初，王震司令员率领中原突围返回延安的三五九旅途经庆阳休整时，我们商量，想去部队要一台收报机。因为我年龄小，胆子大，陇东报社领导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就买了一条猪火腿，带着去三五九旅司令部慰问。我见到王震司令员后，拿出猪火腿说：“部队长途征战太辛苦了，请大家尝尝庆阳的猪火腿！”待到通讯员收下后，我又说：“王司令员，我们办了个陇东报，现在战争打起来了，急需一台收报机，好收前线消息，部队若有收报机请给我们一台。”王震司令员说：“我给你写个条子，到宣传股去取吧！”说话之间，他就拿起笔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写着：“陇东报需要一台收报机，请你们帮助解决。”我拿着这个条子，找到部队宣传股的负责人，果真拿到了。

  我高高兴兴地背着一台收报机回到了陇东报社。我们有了这台收报机，就能及时收到我军在各个战场胜利的消息，并通过《陇东报》把这些消息传递给广大干部、群众，增强了大家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信心。1947年春到1949年夏，陇东报社在华池山区频繁转移的岁月里，我们什么都能丢，就不可以舍这台收报机，行军时大家轮换着背。这期间，季敏同志是《陇东报》的收报员，他背的时间最多。每到宿营地点，我们就架起天线，收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还有东北、山东战场的胜利消息和各大城市解放的消息，我们收抄到以后，都立即印发了《号外》和《新闻》简报、《捷报》。那时，张仲良同志是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兼陇东分区专员，也很重视这台收报机，经常来报社询问我们的收报情况。

  1947年，我还曾经以《陇东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华池县游击队。后来，我又担任地委机关干部游击队大队长。在打游击的艰苦环境里，我总是记着自己作为一个记者的职责。这一年里，我采写了100多篇稿子，有消息、通讯、快板，托人捎回不断转移中的陇东报社，在《陇东报》上登了出来，有的还被《边区群众报》刊登或转载了。

  我是1945年初调到陇东报社的，接替柴学侃同志的缮写工作。这时，陇东报社的工作人员有社长、主编、编辑、记者、印刷、炊事、勤杂人员等共十余人。《陇东报》当时为五日刊，版面为四开二版。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人民，武装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宣传形势，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成就和交流经验。《陇东报》的办报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是紧密结合陇东分区的实际的。它不仅及时地反映陇东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发展状况，而且及时提出对工作的指导意见。它内容丰富，思想性强，语言通俗，版面活泼，比较好地做到了大众化，是人民群众喜欢看的报纸。《陇东报》的每期发行量一般在千份左右，发行范围主要是陇东分区所属地区。另外，还给西北局和党中央相关的单位送阅，同时也与关中、三边、绥德分区以及晋绥根据地的报纸进行交换，以便交流经验，改进报纸工作。

  1947年春，反动派调集重兵，向陇东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陇东的驻军暂时撤离，分区县以上机关的人员也进行疏散，以适应战争环境。这时，《陇东报》的工作人员，也就由原来的十余人精减到了五六人，开始了在华池山区频繁转移达两年多的艰苦生活。那时，陇东解放区大部分城镇被敌人占领，只剩一些边缘山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的报纸看不上，广播听不到，加上敌人的造谣和反动宣传，一时人心惶惶。《陇东报》肩负的任务就更加重大和艰巨。虽然当时人员少，还要靠人背、驴驮着印刷机、收报机、油墨、纸张等随时转移，但《陇东报》一直也没有中断出版。

  在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报纸石印出版有困难，就改成油印出版；有光纸买不到，就用马莲纸和普通纸印刷。如有敌情要转移时，首先每人要带好分配的公物，如有损失，就要受到纪律处分。除坚持出版四开二版的《陇东报》外，我们几乎每天还增出《号外》《捷报》和《新闻》简报，及时向广大军民宣传报道全国各个解放战场的胜利消息。此外，我们还及时收抄印发了中央会议的文件和同志的重要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及时地指导了工作。

  《陇东报》及其《号外》《捷报》和《新闻》简报，不但在陇东解放区内散发，而且还通过甘肃工委地下工作人员带往敌占区平凉、兰州等地散发。解放区的干部和群众看到和听到这些胜利消息，不仅稳定了情绪，而且也增强了斗志，坚定了胜利信心；敌占区的人民看到和听到这些胜利消息，及时揭穿了敌人造谣惑众的欺骗宣传，积极地迎接解放。这一切说明，《陇东报》虽是小报，但它所起的作用很大，曾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积极贡献。

  在《陇东报》工作的日日夜夜里，那充满艰苦和欢乐的往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那件有关报社石印机的往事，我仍然记忆犹新。那是1948年春天，陇东报社跟随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华池县元城的阳庄村，石印机也搬到了那里。这年腊月间，敌人的骑兵偷袭了元城，烧杀抢掠了三天。敌人回窜时，将《陇东报》的石印机运到了西峰镇（当时未解放）。西峰镇解放后，陇东报社迁到了这里，并且找到了这架石印机。大家都风趣地说：“我们把反动派叫运输大队长，真没有错。他明白我们肯定会解放西峰镇，就提前把我们的石印机搬来了。”

  特别令人难忘和引为自豪的是，同志对《陇东报》很看重和关怀。《陇东报》的报名，是同志亲笔题写的。王震同志1946年率领中原突围部队路经庆阳休整期间，曾给《陇东报》赠送了一台收报机。这台收报机在解放战争中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每天收听抄录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及时印发各地，宣传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1947年4月，当时正在陇东分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为已经转移到华池县悦乐镇的《陇东报》，撰写了题为《论战局》的文章，由我刻印，作为《陇东报》的专论发表。全国解放后，我们给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同志写信汇报了《陇东报》的情况，请求解决《陇东报》的印刷困难，得到了他的关怀和支持，及时调拨了一部铅印机及别的设备。从此，陇东报社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1951年底，我离开了自己工作、生活了七年的陇东报社。在这难忘的七年中，我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艰苦斗争的锻炼，也经历了全国解放初期艰苦创业的欢乐和艰辛。如今，回忆起在陇东报社工作的情景，我仍十分留恋。

  1948年春天，我和秦时同志被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派往陇东根据地工作。当时，陇东老区还处在马步芳军队的严重威胁之下，城镇大部陷入敌手。我和秦时背着简单的行李，走了十多天，才找见转移到华池县元城的陇东地委、专署和陇东报社。从此，我们就既是《群众日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陇东支社的记者，又是《陇东报》的记者。

  我们到达元城时，陇东报社的负责人是景昌之同志，后来是叶滨、薛剑英、刘金绶等同志。《陇东报》的编辑、记者有杜锡英、季敏、苏联珍等同志，还有译电员张继成及搞石印的两个工人。叶滨、秦时和我，还有后来派到陇东分区的《群众日报》记者王炎、汪星同志，既兼新华社记者，又兼《陇东报》记者。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陇东地委对新闻工作依然十分重视和关心，采取多种方式，随时指导我们的工作。如经常让报社负责人列席地委会议，坚持重要稿件送审，让记者跟随地委、专署领导同志深入下去采访等。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专员李培福和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陇东地委宣传部长宋养初等领导同志，还经常找记者个别交谈情况，有的还亲自动手为报纸撰稿。在这种条件下工作，我们总是感到浑身是劲，信心百倍。

  那时，由于物质条件差，我们出去采访时不仅要背着自己简单的铺盖和用品，而且还得带上一根棍棒，以备深山老林中农户养的狗成群扑来时，边打边走，突破“重围”。每到一地，我们吃住都在群众家里，吃的是新鲜的小米、洋芋、南瓜，住的是暖窑热炕。早上醒来，房东大娘已把煮好的鸡蛋塞到被窝里；见我们病了，还冲碗蜂蜜水送到枕边，亲如家人。各级干部更是热心关怀新闻工作，随时接受采访，积极提供情况，往往和他们的一次谈话，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新闻。记者走到哪里，就是哪里的工作人员，参与当地的支前、土改、生产、学习，女同志还做妇女工作。这种基层干部、群众和新闻工作者同甘共苦、亲密无间的联系，使我们采写稿件的效率和质量日益提高。这期间，《陇东报》登载了大量反映生产、支前、土改等项工作的消息、述评、批评建议、记者来信等，深受群众欢迎。

  最使我难忘的是1948年腊月，当时我们驻在华池县元城的阳庄村，这里有个小男孩叫杨宽天，聪明伶俐，很逗人喜欢，我们情同姐弟。快过春节了，敌马继援的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元城。陇东地委、专署接到情报后，立即组织机关干部、家属撤离了元城。我们撤走约半小时，敌人骑兵就来了。那天大雪纷扬，遮掩了我们的行踪，敌人便到处抓人拷问我们的去向，还四处追寻我们。杨宽天正在山上放羊，看到敌人向我们转移的方向追去，便机智地给敌人指了相反的方向，结果被扑空返回后的敌人枪杀了。为保护我们，元城还有六名干部、群众惨遭敌人杀害。不久，我们返回元城后，我去慰问和采访杨宽天的母亲，由我代笔给正在西北野战军当战士的杨宽天的父亲写了一封公开信，揭露敌人的暴行，鼓励杨宽天的父亲和人民子弟兵英勇杀敌，报仇雪恨。这封信除在《陇东报》登载外，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还连续广播了三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49年秋天，我和叶滨、张继成等同志跟随解放大军西进，离开了陇东报社。几十年来，在《陇东报》度过的那些工作、战斗和新闻事业紧密相联的岁月，那些干部、群众和记者命运息息相关的岁月，一直铭记在我的心头，总是令人难以忘怀。

  1948年3月下旬，我和马谦卿同志被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派往陇东分区工作。这样，我们就既是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陇东支社、《群众日报》的记者，同时也参加《陇东报》的工作。我们当时称为“三位一体”的记者。

  我们从绥德县义合镇起身，经过十多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陇东地委、专署和陇东报社的所在地——华池县元城。

  《陇东报》是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的机关报，四开二版，单面油印，五日刊。当时只有八九个工作人员，其中三人负责刻蜡版、油印，三个同志搞编辑，一个同志负责收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还有两个译电员。大多数同志既当记者又当编辑，既管印刷又要缮写，一身几任。我们去时，新华社陇东支社负责人是叶滨同志，《陇东报》的负责人是景昌之同志。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随地方部队采访，马谦卿等同志负责地方新闻的采访。

  陇东当时有一股土匪武装，匪首叫许映南，经常窜进边区骚扰破坏。记得有一次，陇东军分区所属的一个团去包剿许映南的土匪武装时，途中同马步芳的骑兵遭遇，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军的一个前哨排被敌人包围，战士们英勇地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三十多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全排最后只回来了八个人。排长贾应祥面对冲上来的敌人，把五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响，同二十多个敌人同归于尽，表现了一个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英雄排长贾应祥》的通讯，登在《陇东报》和《群众日报》上，用英雄的事迹鼓舞了陇东军民英勇杀敌的斗志。

  当时《陇东报》的编辑方针和业务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地委还定期讨论报纸和新闻报道工作。在真实地反映陇东党政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的同时，《陇东报》对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等也进行了全面宣传报道。新闻报道讲求鲜明、生动、迅速、准确，文章写得开门见山，短小精悍。

  陇东报社和新华社陇东支社的全体同志，是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且亲密无间、发扬民主的集体。在这个集体里，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每周的党小组会，大家都议论报纸办得怎样，稿子写得怎样，真是畅所欲言。在议论中，甚至对一些同志在稿件上的一个字、一句话的错误都不放过。大家经常用“每个字、每句话都要向人民负责”这样的座右铭来激励自己。那时，我只有17岁，为学习写作，我把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学习的书，一本一本仔细阅读，还把《辞海》细细读了一遍。为了练习写作，我每天都记日记，写读书学习笔记。可惜，在敌人偷袭陇东分区领导机关驻地元城时，我在转移行军中，为了轻装，把全部家当都散失或者烧掉了。

  1948年1月，《边区群众报》改为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后，决定在陇东、三边、黄龙等地区组建记者组，并且要参与所在地区报纸的工作，并利用所在地委的无线电台传送稿件，记者组要有译电员。群众日报社决定我跟随记者叶滨去陇东分区，担任记者和《陇东报》的译电员。我背起行李，跟着叶滨同志，从西北局驻地义合镇出发，顶风冒雪踏上了去陇东的路途。我们怀揣西北局宣传部李卓然部长给陇东地委李合邦书记的亲笔信，经过绥德、子洲、安塞、吴旗，穿过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子午岭梢林，在华池县境内一个座落在半山坡的庄子里，找到了陇东地委。李合邦书记亲自安排我俩住进陇东报社的窑洞里。

  这里是山区，晚上要在用劈柴烧热的土坑上睡觉，很是燥热。一时不慎，我的被褥被烧了个大洞。这时，叶滨同志得了重病。当时，缺医少药，我俩又是新来乍到，人地两生，一时也开展不了工作。所以，我全力以赴照顾病中的叶滨同志，减少了他在打饭、端汤以及上厕所等方面的困难。

  春节过后，陇东报社随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到了华池县元城，报社随地委驻阳庄村。早在陕甘边苏维埃时期，元城就是红军、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加之这里地处川道，自然条件也比较好。

  叶滨同志病愈后，一边参与指导《陇东报》的编采工作，一边为《群众日报》采写稿件。当时，陇东报社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陇东报社的社长兼主编景昌之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北平上大学，学识渊博，为人诚恳，和蔼可亲，新闻业务上也是里手，大家都很尊重他。工作之余，他还经常教我学习文化。季敏同志负责收抄、编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新华社记录新闻。他是广东人，细瘦身躯，高度近视。为了能收到信号，他只好在陇东报社房东家的庄院上面半山坡的一孔小窑洞里办公，房东称他那里是“广播电台”。苏联珍、刘金绶、杜锡英三位同志，是《陇东报》的编辑，还兼搞刻印蜡版、写石印字。他们都是陇东中学毕业的地方干部，可谓“老黄牛”，不论酷暑还是寒冬，报纸从编辑、刻写到印刷、发行等繁杂工作，都由他们承担。特别是刘金绶同志，由于极度劳累，他经常彻夜失眠，就索性整夜刻蜡版。终因积劳成疾，给他留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长期受到病魔的折磨。1987年，他在痛苦中离开了人间。

  记得1948年3月初的一天清晨，我们刚起床，从崖畔上传来季敏同志连声大喊：“出来了！出来了”“大胜仗！”，消灭敌人三万呀！”原来，西北野战军由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已有三个月没有动静，我们的电台收不到任何消息，大家不知究竟，忧心忡忡。在整军结束后，西北野战军立即兵锋南指，发起了宜川战役，在瓦子街等地一举歼敌近三万人，击毙了敌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等敌军将领，旗开得胜。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当天播出这一消息，就被季敏同志准确地收抄下来了。

  于是，陇东报社全体同志一齐动手，立即编印出《号外》《捷报》，分发各县，迅速地向广大军民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胜利喜讯。从这以后，大家经常去季敏同志那里探听新闻。当时用的是一台只能戴耳机收听的破旧收报机，为了让大家能直接听到广播，季敏同志从房东家借来一个陶瓷碗，把耳机放在碗里，借以扩音。这孔小窑洞，竞成了我们的“新闻中心”。

  这年4月间，群众日报社又增派马谦卿、秦时两位记者来到陇东分区，仍参与《陇东报》的编采工作。他俩来到元城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马谦卿同志留在陇东报社处理稿件，秦时同志经常到乡村、连队采访。他们为《群众日报》《陇东报》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长篇通讯。夏秋之交，景昌之同志调回延安，叶滨同志兼任陇东报社的主编。陇东地委又调来薛剑英同志协助叶滨同志工作。有段时间，叶滨同志除了为《群众日报》《陇东报》采写群众生产活动等新闻报道外，还经常到甘肃工委的驻地，采访从蒋管区回来的同志，报道地下党的活动。大约是七八月间，他采访到这样一个故事：陇南某县城的地下党员，将革命传单作为店铺里出售食品的包装纸，散发到了千家万户。敌伪县长有一次买油酥馍时，也将革命传单买回去了。这一条消息不胫而走，吓得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后来，叶滨同志将这一个故事写成通讯《无声的炸弹》，除在《陇东报》刊登外，还经无线电台传给了《群众日报》全文刊登了。

  在元城期间，为了工作上便利，我曾搬到陇东地委机要科办公。新闻稿件本身是无须保密的。可是，地委的电台在收发报时必须保密。因此，经地委电台发出的稿件亦用密码。那时，我用的密码是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中的“村长阎恒元，眼睛圆又圆，两眼一忽闪，肚里有主张，强占三分理，急得脸皮黄”作底，自编自用，简便可靠。当时，地委机要科的贺登文、刘林、姬肇林同志，老是插科打浑地用这几句快板来“取笑”我。这年4月，我军收复延安后，由于邮寄方便快捷起来，用无线电台发稿减少了，我的工作也就很少了。这时，马谦卿同志手把手地教我学着写稿。一天，她打发我去30里路以外采访生产自救搞得好的一户农民。当天返回后，我连夜写了篇通讯。经她修改后，我在誊清时发现这个稿子的大半被她重新改写了。我有些灰心，她却鼓励我：“初学写稿就是这样嘛！”这个稿子，《陇东报》刊登后，延安《群众日报》也发表了。有趣的是，《群众日报》把我的名字误为“张维成”了。我啼笑皆非，马卿谦同志大发雷霆，当即给《群众日报》写信“抗议”。《群众日报》责任编辑陈炎同志，很快就给我来信致歉。时隔40个春秋了，这件往事我记忆犹新。因为那毕竟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处女作啊”！

  1948年5月间，西北野战军挥师北上，意欲收复陇东。我们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回庆阳城。不料，我军在镇原屯字镇战斗失利。虽然未能快速收复陇东，但整个局势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下来。于是，《陇东报》恢复了石印，大家又忙乎了一阵。苏联珍同志最辛苦，为了写石印字，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累了一场病。

  那时候，陇东报社的房东张志常夫妇，同我们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人。三伏天之夜，他夫妻俩睡醒一觉后，看见我们仍汗流满面地伏在“淘气杆”（一种将芸芥或蓖麻籽轧成泥团状，捏在农作物秸秆上照明的灯，因为它稍有风即灭，点起来淘不尽的气，故而得此戏称）下工作，就蹑手蹑脚地端来一盆浆水汤，为我们驱热消暑；数九寒冬夜半，他们会时常推门递进一碗烧洋芋，给我们当“夜餐”。这种干部、群众亲密无间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叫人激动不已，十分留恋。

  1949年夏天，陇东报社随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到了华池县悦乐的张湾村。在这期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大家精神振奋，几乎是天天挑灯夜战，以最快的速度编印《捷报》《号外》和《新闻》简报，及时将收抄到的全国各个解放战场的胜利喜讯报道给广大人民群众。记得是7月底，叶滨同志给群众日报社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我们从八月一号启程向兰州进发……到兰后再联。”此后，叶滨、马谦卿和我等一行人，即告别了《陇东报》，跟随甘肃工委组建的西进工作团，踏上了西进兰州创办《甘肃日报》的征程。

  1949年10月，我同华北大学的另两位同志林宁、肖敬志一起，调进从庆阳迁到西峰镇不久的陇东报社工作。据早期的老同志讲，《陇东报》的前身是《救亡日报》和《救亡报》，创刊于1937年秋天。1942年7月，《救亡报》改为《陇东报》时，同志为它题写了报名。这张报纸在陕甘宁边区是创办最早、影响较大的地方党委机关报之一，它不仅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革命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我们党的新闻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数十年来，我一直为自己革命道路上的第一站能在陇东报社工作而感到光荣和自豪。如今，许多往事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了，但在陇东报社工作的情景，回忆起来却恍如昨日，犹在眼前。

  陇东报社是1949年9月中旬随庆阳地委从庆阳城迁到西峰镇的。当时，陇东报社工作人员有主编薛剑英，副主编刘金绶，编辑组长杜锡英，通采组长潘焕杰，编辑和记者苏联珍、王炎、汪星等，写字员潘杰三，印刷工人牟天寿、田沃沛，共十余人。报纸是石印，四开二版，旬三刊。我们几个新兵调入陇东报社时，正是《陇东报》开始“换岗”的时候。许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老报人，纷纷调往新解放区去开辟工作。新华社记者兼《陇东报》主编叶滨和爱人马谦卿同志，早在1949年8月就随军西进了（兰州解放后参与创办《甘肃日报》）。

  1949年10月到1950年上半年，汪星调往天水工作（后参与创办《天水报》），王炎调到西安的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工作，刘金绶调任《新平凉报》主编，薛剑英调到《甘肃日报》工作（后负责创办《甘肃农民报》），潘焕杰、杜锡英也调离报社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主编由苏联珍担任。在此前后，陇东报社又陆续调进了几名新同志。1951年底，苏联珍调往西北局宣传部工作，庆阳师范校长宋全昌调进陇东报社担任主编。

  陇东报社迁到西峰镇初期，与庆阳地委机关同住在南大街一家骡马店里。这里全是土坯砌成的房屋，因年久失修，墙壁一碰就簌簌淌土。前院是地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们的办公室兼宿舍，后院是地委喂养牲口的场所，陇东报社就设在二道院子的六间的房间里。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子，是印报车间；三间打通的房子就是《陇东报》编辑部，中间又用高梁秆搭起架，糊上报纸，形成一堵“墙”，将编辑组、通采组分开。窗户是用发了黄的草纸糊的，室内光线很暗。编辑组五六个人合用一张类似乒乓球台大大小的桌子，分坐在两条长凳上编报。

  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年轻，就是主编、组长们也不过二十四五岁，身体条件也相当好，在长条凳上坐着编一天报纸，一点也不感到累。大家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工作，当时觉得是正常的，不叫什么“加班”。长桌上放着的两盏灯，是在打破了的碗（好碗我们舍不得用）里倒上菜油，再从自己身上穿的棉衣里拽出些棉花，拧成长条作芯子点起来的。菜油点灯，冒出一股股黑烟，一个冬天过去，棉衣前胸被烟薰得油亮油亮的，同志们互相望着对方像闪光盔甲似的前胸，禁不住哈哈大笑。直到1951年，我们才换上了带玻璃罩的煤油灯。

  陇东报社刚迁西峰镇时，设备仍是战争时期的一台老石印机和一台陈旧的收音机。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从天津调拨给陇东报社一台旧印刷机，当年底报社派人运回，但因无铅字不可以使用。1951年夏，我探亲路经沈阳，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东北局一位负责人，提出了帮助《陇东报》解决铅字等设备的问题。他指示东北日报社协助解决。在东北日报社的热情支持下，几个月内就为陇东报社配置了一套完整的铅字，并购置了铜字模等附设机件。东北日报社无偿地将这些印刷设备支援给了陇东报社，还赠送了数百册各类书籍。东北日报社协助我将铅字等印刷设备转运到西安后，群众日报社又积极协助联系汽车运到了西峰镇。在印刷设备齐全之后，1952年4月下旬，甘肃日报社和天水地区给陇东报社支援了七名印刷工人，援助筹建了陇东报社印刷厂。5月下旬，《陇东报》迁到西峰镇北大街出版。6月1日，《陇东报》由石印四开二版旬三刊改为铅印四开四版旬三刊。这时，报社人数已增加到二十多名。为了加强报纸工作，陇东报社成立了社委会和编委会。编辑部设编辑、通采两个组，林宁为编辑组长，我为通采组长。1953年1月，《陇东报》又进行了机构调整，编辑部设立了农村组（组长彭得绣），政法组（组长刘光德）、文教组（组长葛纪熙）、读报通讯组（组长唐世丰）。林宁和我为助理主编，两人轮流下乡采访和主持编辑部工作。

  我们那时下乡采访全靠自己两条腿走路。全国解放初期，庆阳地区没有一辆汽车，地委机关虽有几匹马可供干部下乡骑用，但是我们嫌一路上还得照料它吃喝反而添麻烦，都不用。庆阳地区山大沟深，区乡之间相隔随便就是几十里。那时候，县、区都没什么客房，干部下乡都是自带行李。所以，说声走，打起背包，拿上地委的介绍信，找一根打狗棍子，一个人就跋涉在高山和沟壑间，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采访在哪里。老区群众觉悟高，知道记者干什么。新区群众开始有顾虑，你拿出本子记，他就不肯谈了。我们只好凭脑子记，但这毕竟有限度。时间长了，我们想出一个窍道，交谈中随便将一些数字什么的写在自己腿上，回去再作整理。可笑的是有一次在腿上记下的数字，因中途路上遇到一阵大雨，回到住地和记者张世万凑情况时，拉起裤腿一看，腿上的字已一片模糊，两人笑得在炕上直打滚。这些事，说来像笑话，但总觉得此情此景充满了无限的欢欣。至于下乡过程中，或因路途不熟，弄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昼夜兼程；或者路遇群犬包围，闹得心惊肉跳；或者河水猛涨，在齐腰深的激流中头顶行李涉水渡河等等，都是《陇东报》记者在采访中常遇到的事情。大家都感到，就是在这苦和乐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这期间，《陇东报》在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办报方针的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办报的光荣传统，而且保持和发扬了长期形成的上下左右亲密无间的优良作风。那时候，对领导谁也不称呼职务，却打内心尊重，领导同志对下级更是关心备至。大家往往为一篇稿子争论得要把顶棚给凸破。生活会上，一些同志对主编们提出的批评，同志们听了都感到接受不了，可是散会后非常像什么都没发生，照样说笑打闹。晚上，至少有六七个人挤在一个热炕上，像装在罐头盒里的沙丁鱼，连翻身都困难。可是，下乡回来的同志还硬是不客气地挤到别人被窝里，大家说说笑笑，大半夜睡不成觉。尤其是在采访和编报方面，老同志起初真是像领着我们学走路似的，手把手教，处处耐心指导。每当老同志调离报社，我们都是洒泪而别。

  1954年春天，我调往西北铁道报社工作，依依告别了自己工作、生活了四年半的陇东报社。1955年10月，庆阳、平凉两地区合并，《陇东报》这张具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报纸，也就随之而停刊，合并到《平凉农民报》了。然而，它的光荣历史，它的好传统、好作风，却深深留在我的心田里，至今记忆犹新。

  《陇东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于甘肃庆阳的很有影响的地方党委机关报之一。如今，这张有着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报纸，迎着改革的春风复刊了！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提起《陇东报》，便使我想起在陇东度过的七年半艰苦岁月，想起《陇东报》在战争年代所发挥的及其重要的作用。那时，我是《陇东报》的一个热心读者和通讯员。当时《陇东报》作为陇东地委的机关报，对党和民主政府领导群众开展的每一项斗争和活动，都及时地进行了报道。例如参军支前、反摩擦、改造二流子、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土改复查等等。尤其是对大生产运动中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报道给人印象最深。另外还刊登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报上的文章大都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办出了自己的特点，所以大家很喜欢看，起到的宣传、组织、教育和鼓动作用很大。

  提起《陇东报》，又使我想起当年办《陇东报》的那些可亲可敬的老报人。他们当中，有的是从外地派来的，如蓝钰、张铁夫、李千峰、姚文、王作易、景昌之、季敏、叶滨、马谦卿等同志；有的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如刘金绶、马永河、苏联珍、秦时。他们都是些有文化，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这些人，《陇东报》是怎么也办不起来的。他们都为办报出尽了力，操尽了心，他们为办《陇东报》作出的贡献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提起《陇东报》，还使我想起当时办报的那些同志们艰苦奋斗的劲头。这张报起初是油印的，为了按时出报，他们都是自己采写，自己刻印，自己分发。那时不像现在，还有什么假日、星期日，大家对工作只知没黑没明地实干。后来，他们从统治区弄了台石印机，他们印完报后磨洗石印字迹的那种艰苦情景，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解放战争爆发后，石印报出不成了，又改为油印。在随机关转移时，他们有的背油印机，有的背收报机，稍一停留，就又开始工作了。由于战争环境转移频繁，有时正开报出不成了，他们就改出《号外》《捷报》《新闻》简报等，从收报机里一收抄到新华社的重要消息和评论员文章，就立即刻印、分发。有时转移好几个地方才能印出一张报。他们就是这样顽强地干哪，干哪，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

  18年前，《陇东报》在头版文图并茂刊发了我与同事张新合共同采写的长篇通讯《“教坛保尔”张学成》。此后，镇原县殷家城乡李园子小学这位残疾教师引起了更多的地方和中央新闻媒体的关注，也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张学成也获得了“全国农村中小学优秀教师代表”“全国优秀员”等荣誉称号，受到接见。他的事迹被搬上了电影银幕和陇剧舞台。这是我新闻工作生涯中最有分量的一次采访，那些鲜活的触及我灵魂的东西依然历历在目。

  1999年9月8日，我去镇原县商定一组报道计划，从县委报道组同志那里得到了张学成的线索。核心就两句话：双腿残疾的他已经在教坛坚守了26年；3年前，他已经不能独立行走，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得靠妻子白富秀牵毛驴接送。当时，我做了一个判断：张学成肯定具有常人没有的毅力，他身上肯定有好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情况需要去揭示。我当即和县上同志商量，次日天未亮就出发，趋车百余里采访张学成。

  出我意料的是，李园子小学和张学成家之间的大沟相距10里路，非常偏僻。据说，此前到过这里最大的干部是乡级。站在沟边，我眺望沉思：几十年来张学成是怎么走过来的？

  张学成的腿是因为赤脚医生打错针而致残的，有人建议他讨个说法，他说：“人家又不是故意的，还是为了给咱治病。”他的善良感动了许多人。因为腿疾，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听天气预报，周末天气好就回家，天不好就留校，他怕耽误了教学。有次天气突变，下了一夜大雪，早上起来后，他急着一定要去学校，门里往出一走就绊了个“马爬子”，往起一站又跌了个“狗墩子”，最后实在走不了，才在家人强留下在家住了一天。次日，谁都拦不住，妻子拿铁掀在前铲雪窝，他拄双拐在后边艰难地挪，10里路整整走了5个小时，雪地里划出了4道壕……到学校后，学生们都哭了。这是他们张老师唯一的一次迟到。

  张学成行走是十分艰难的，跌倒了得扶墙才能站起来，进教室得学生帮忙抬脚才能迈过门坎。上厕所只有几十米远，但对他来说就是艰难的“长征”，为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每天只吃一碗开水泡馍。上课要按着桌子才能站立。学区主任是张学成的恩师，一次学区组织听“教坛保尔”的示范课，学生在讲台上痛出了汗依然满脸笑容，而老师在台下流泪满面……张学成就是这样坚持着，在当地教了两代人。采访中，我始终找寻他的精神本源，他给了这样的答案：“山区的希望在下一代，如果我们山里人都不愿意教山里娃，山里人就永远没希望。我残疾了，再做不了啥，只能教教书，教就要教好啊！”

  第一次采访，我问张学成的大女儿张云霞：“长大当教师吗？”她说：“打死都不当！”我问：“为什么？”她说：“太苦了！”没想到，几年后她大学毕业当了教师。我问她为什么转变了，她说：“我从爸爸身上看到教师的价值，能得到社会尊重是值得的。”

  白富秀告诉我，她磨面乡亲们都让她先磨，有人开推土机饶路送她回家……她说：“不是因为我的啥，是学成积的德、为的人！”其实，张学成的“军功章”里也有她的一半。丈夫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里全靠她，照顾孩子和老人，还要耕种28亩地。有一年，夫妻俩登上同一期《人民日报》，丈夫是“全国农村中小学优秀教师代表”，妻子是“全国扶残助残先进个人”。

  村里人把张学成称“张模范”。那些年，每年缴“三提五统”，他总是第一个主动缴纳。有次，乡上组织报告会，请他做报告，不料下雨了，村里人自发地用架子车拉、用人背，还有人拿出准备结婚用的新毛毯给他垫上，雨中奔波几十里，按时把他送到会场，受到夹道欢迎。

  张学成以高度的党性自觉服务群众，群众以淳朴的方式表达对一个优秀员的尊敬。

  那次采访，我三次流泪，因为感动而情不自禁。稿子是一夜写成的，写到几个情节我抽泣出了声惊醒了老伴，我给她讲了几段，她哭了，我却笑了——能打动她就会打动更多的人。这一点，后来得了印证。稿件写完，我让年轻记者“横挑鼻子竖挑眼”，而后又加以完善。所以，这个报道是一个集体劳动的成果。

  因为篇幅限制，那篇通讯把许多故事没能写进去，后来我又三上李园子采访，作了继续报道，把一个丰满的先进典型告诉社会。采访过程对我来说也是灵魂净化的过程，“教坛保尔”的确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态度。2000年在全省报纸工作会议上，领导让我介绍《陇东报》典型宣传的经验，使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矢志不渝地发现先进典型，扎扎实实采访先进典型，满腔热情讴歌先进典型，应该是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也更应该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